三個廣告看板攪動了這座看似遺世獨立的平靜小鎮。憤怒的母親被警方盯上，被媒體盯上，被鎮民盯上，讓這起已成懸案的命案再度受到關注。電影沒有落入黑白對抗勢不兩立的窠臼，那個經常被描寫成暗黑勢力的警方及其所象徵的秩序也腐化的體制裡有個備受鎮民擁戴的警長，相對地，身為小人物大英雄的憤怒母親也非純潔無瑕的善類，為了牙醫的草率拔牙憤而將他的指甲給鋸斷，事後否認到底。因此，三個廣告看板所點燃的戰火，並非正邪對戰或邪不勝正，而是在亦正亦邪的人性之間各自尋求正義的實現所引爆的衝突。飽受喪女之痛的母親有她的敵人，飽受憤怒母親攻擊的警長有挺他的朋友，而鎮民對於突如其來矗立於路邊的三個廣告看板看法不一，評價兩極，議論紛紛，使得這個位於真實密蘇里州而由編導創造出的虛擬小鎮艾比，成為美國多元社會的縮影。
值得注意的角色除了那位和警方硬碰硬的憤怒母親在強悍外表下所流露出為家人犧牲奉獻的母愛與真性情，還有這位罹患胰臟癌末期即將告別人世的警長。身為命案的最高指揮官，他無法取信於憤怒的母親，除非破案。隨著身體愈來愈壞，餘生愈來愈短，破案依然遙遙無期，最後他選擇了被病魔吞噬以外的另一條路。一日，他把妻女帶至湖畔，讓兩個女兒在湖邊玩耍，和妻子另覓個隱密之處做愛，享受天倫與人間至樂。當晚，他將遺書放在桌上，獨自前往自家的馬廄，舉槍自殺。令人好奇的是，既然癌末的死神已近在眼前，何必採取如此激烈的手段？警長的遺書寫道，他選擇在人生最美好之時，死去。換言之，如果我讓死神帶走我，我是被動的；不等死神到來而我帶自己走，我是主動的。警長最後的身影等於向世人宣示，一個人即便在癌末、在死到臨頭、身體不堪一擊之時，依然能展現自身的主動與積極，為人生做選擇，為生命留餘暉。警長此舉，不亞於憤怒母親張貼廣告看板，二者同樣向世人昭告，人是可以主動做點什麼、拿出行動的，只要願意去做去行動。
警長留下的三封遺書，除了給妻子和那位憤怒的母親，還給了他手下的一位媽寶警官，讓這位警官反省自己的言行，進而開啟了有別於過往的舉動。原本他對此命案及憤怒的母親頗不以為然，動輒找碴，甚至不惜痛毆了受理張貼看板的廣告商而丟掉了好不容易掙來的飯碗，被新任警長趕出警局，回家吃自己。雖然失去了警察的身分，卻因而獲得內省的機會。作為一個人的良知使他漸漸地轉變，警長的遺書更令他對於本案和那位憤怒母親的鍥而不捨，有了更多同理心與寬諒。當他待在酒吧裡無意間聽見了蛛絲馬跡，便以自己的方式展開了調查與蒐證。他把證物送進警局，但新任的警長告訴他DNA不符，他所懷疑的嫌犯並非殺人兇手。雖然如此，他卻不想那麼快放棄。他問憤怒的母親願不願意一起上路，開車去找那位被警方認定DNA不符的男人，她想了想，答應了。劇終，車子上路，但車內的兩人並不確定是否要繼續往前走。兩人說好，車子先繼續開著，再決定要不要回頭吧。
他們決定讓車子向前行駛，儘管他們的內心充滿著疑惑與不確定。他們知道，行動未必會有結果，但有了行動，才有機會──不論是意料之內或出乎意料之外──令他人和自身一起攪動現狀，開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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