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談兩岸關係，慣用語之一是「外國勢力干預」。
用意很簡單，就是將兩岸關係界定為中國的內政：外國人不能干預中國人的內政。
問題是，對中國而言，沒有比共產主義更外國的勢力了。從馬克思、恩格斯，再到列寧；從歐陸、蘇俄，再到中國，「外國勢力干預」了中國，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至今都沒有撤退。
可見，外國勢力需要中國，中國也需要外國勢力，擁抱外國勢力未必是壞事，當然，也未必是好事。擁抱久了，就變成干預了。
由此觀之，被「外國勢力干預」至今的中國大陸，是否仍有資格批評台灣有「外國勢力干預」？
這是第七問。
2009年3月26日
我看《送行者》
日本電影《送行者》講了一個很簡單的故事：一名自大提琴樂師轉行的納棺師，對於這份工作，從不得不做到欣然接受，終獲妻子的諒解，也對死亡有了更豁達的體認。
劇情沒有太多懸念，甚至，看到一半便可猜出接下來要演些什麼。除了將納棺前後所講究的固定禮儀刻畫得非常細膩以外，編導沒有提供太多的驚喜，然而，值得讚賞的是，電影的情調是悲喜交織、既熱又冷的，畢竟電影關於死亡，因此不得不悲，不得不冷，但它也說，死亡不過就是「這麼一回事」，沒那麼悲，沒那麼冷，因為有這樣出色的納棺師——對於往生者的任何細節都如此體貼入微——守護死後的價值，捍衛亡者的尊嚴，故在悲冷之外，「這麼一回事」未嘗不是喜孜孜，熱烘烘的。（火葬的話就更熱了：P）
該如何形容男主角本木雅弘的演出呢？這麼說好了，如果劇本給了他100 %的發揮空間，那麼，他的發揮至少有120 %。他在該放的時候絕不保留，該收的時候又不失神韻，他的輕鬆會留下力道，該下重拍的時候毫不手軟卻也不過火，他在本片的演出，自然又深刻，即使做為世界電影演員的表演範本，亦當之無愧。
女主角廣末涼子是很迷人的，但在本木雅弘面前，相形之下失色不少，當然，劇本可能只給了她60%的發揮空間，但如果就那60%而言，有些地方仍顯不足，例如當她親眼目睹丈夫的職業，明白了那是一份如此神聖的工作因而轉變了自己原先的偏見與誤解時，她卻缺乏了更出色及更具說服力的眼神。
雖然看到一半便知道接下來可能會怎樣，但感動並未減損。即使我已猜到飾演納棺師的本木雅弘的納棺對象，會從陌生人、友人，直到親人，但當他為父親行納棺禮，不經意發現父親手握的小石頭滑落，那場面依然是非常感人的。
《送行者》的藝術成就，絕非日本電影史上之最，但它從往生禮儀的講究，去描寫人情上的細微，既關懷更發揚了人性中的善，確實別具一格，令人難忘。
劇情沒有太多懸念，甚至，看到一半便可猜出接下來要演些什麼。除了將納棺前後所講究的固定禮儀刻畫得非常細膩以外，編導沒有提供太多的驚喜，然而，值得讚賞的是，電影的情調是悲喜交織、既熱又冷的，畢竟電影關於死亡，因此不得不悲，不得不冷，但它也說，死亡不過就是「這麼一回事」，沒那麼悲，沒那麼冷，因為有這樣出色的納棺師——對於往生者的任何細節都如此體貼入微——守護死後的價值，捍衛亡者的尊嚴，故在悲冷之外，「這麼一回事」未嘗不是喜孜孜，熱烘烘的。（火葬的話就更熱了：P）
該如何形容男主角本木雅弘的演出呢？這麼說好了，如果劇本給了他100 %的發揮空間，那麼，他的發揮至少有120 %。他在該放的時候絕不保留，該收的時候又不失神韻，他的輕鬆會留下力道，該下重拍的時候毫不手軟卻也不過火，他在本片的演出，自然又深刻，即使做為世界電影演員的表演範本，亦當之無愧。
女主角廣末涼子是很迷人的，但在本木雅弘面前，相形之下失色不少，當然，劇本可能只給了她60%的發揮空間，但如果就那60%而言，有些地方仍顯不足，例如當她親眼目睹丈夫的職業，明白了那是一份如此神聖的工作因而轉變了自己原先的偏見與誤解時，她卻缺乏了更出色及更具說服力的眼神。
雖然看到一半便知道接下來可能會怎樣，但感動並未減損。即使我已猜到飾演納棺師的本木雅弘的納棺對象，會從陌生人、友人，直到親人，但當他為父親行納棺禮，不經意發現父親手握的小石頭滑落，那場面依然是非常感人的。
《送行者》的藝術成就，絕非日本電影史上之最，但它從往生禮儀的講究，去描寫人情上的細微，既關懷更發揚了人性中的善，確實別具一格，令人難忘。
2009年3月23日
第六問：國家認同
台灣重要的議題之一，是國家認同。
有一派主張，如果不是中華民國，台灣早被共產黨奪走了；另一派聲明，如果不是台灣，中華民國退無可退，早就亡國了。
國家認同的關鍵內容，便在於如何看待台灣與中華民國的關係。
1949年以來，兩者的關係可分為幾個階段：
1. 中華民國「遷」台灣；
2. 中華民國「在」台灣；
3. 中華民國「是」台灣。
當前，主張3者，愈來愈多。可見，隨著時間推移，中華民國與台灣愈走愈近，甚至是你儂我儂了。
當然，一定會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台灣就是台灣，台灣不是中華民國；也有人認為中華民國大於台灣，如同大餅包小餅，大餅並不等於小餅。
因此，當有人說：「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聽起來雖然很順，但其中的意義並不單一，因為，其涵意有可能是：
1.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台灣本身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2. 台灣「是」中華民國。因此，台灣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當然，對某些人而言，無論台灣是不是中華民國，台灣都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因為：
1. 如果台灣不是中華民國，那麼台灣就連國號都沒有，無法稱之為主權獨立的國家。
2. 如果台灣是中華民國，以中華民國做為國號，那麼根據中華民國憲法，是以「自由地區」稱呼台灣。換言之，台灣是地區，不是國家。
第六問是：在台灣和中華民國的關係上，是否能有別於上述的界定方式？
有一派主張，如果不是中華民國，台灣早被共產黨奪走了；另一派聲明，如果不是台灣，中華民國退無可退，早就亡國了。
國家認同的關鍵內容，便在於如何看待台灣與中華民國的關係。
1949年以來，兩者的關係可分為幾個階段：
1. 中華民國「遷」台灣；
2. 中華民國「在」台灣；
3. 中華民國「是」台灣。
當前，主張3者，愈來愈多。可見，隨著時間推移，中華民國與台灣愈走愈近，甚至是你儂我儂了。
當然，一定會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台灣就是台灣，台灣不是中華民國；也有人認為中華民國大於台灣，如同大餅包小餅，大餅並不等於小餅。
因此，當有人說：「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聽起來雖然很順，但其中的意義並不單一，因為，其涵意有可能是：
1.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台灣本身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2. 台灣「是」中華民國。因此，台灣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當然，對某些人而言，無論台灣是不是中華民國，台灣都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因為：
1. 如果台灣不是中華民國，那麼台灣就連國號都沒有，無法稱之為主權獨立的國家。
2. 如果台灣是中華民國，以中華民國做為國號，那麼根據中華民國憲法，是以「自由地區」稱呼台灣。換言之，台灣是地區，不是國家。
第六問是：在台灣和中華民國的關係上，是否能有別於上述的界定方式？
2009年3月19日
我看九降風
我去租了九降風的DVD回家看，看完最直接的感想只有三個字：我老了。
該片確實運用一些靈巧的小事與物件，鋪排七位高中哥兒們的友情和兩位女生對他們的愛情，也用了很聰明的方法——廖敏雄時代的職棒興衰和新聞主播相關的涉賭報導——建立1997年的時代感，但我實在無法苟同幾個我認為有些誇張的瑕疵。
一開場是七位好哥兒們一起坐在棒球場為時報鷹加油。放眼整個場景，我還以為是「學生包場」，臨時演員清一色是學生面孔的年輕人令我錯愕。我看過很多棒球賽，的確球場裡是年輕人佔了多數，但請注意，是多數而不是全部。
接下來更錯愕了。他們因為不滿一個判決而丟食物下場，引發現場球迷紛紛將手裡能丟的往球場丟，最後他們還丟了鞋什麼的，這件事引發校方關注，他們因此被記了過。
我覺得這段情節實在是荒唐極了。就算是穿制服去看球，就算是丟東西進球場，自從有棒球賽開打以來，我還沒聽說過有哪個單位（校方也好、球場管理者也罷）會小題大作到這種程度，會去告狀、進而處分這些個按耐不住情緒的學生球迷——尤其他們還是職棒的票房主力。大事化小都來不及了，息事寧人都來不及了，怎麼會無知到去告發而學生還因此受處分？如果真有這種事，早鬧上頭條了，不是嗎？
結果，學校教官處理此事，在人情上居然涼薄至此，一點也不體諒那是身為球迷的一時衝動，彷彿是會損及多大校譽似的而對學生記過懲罰。這個「記過懲罰」是很關鍵的事件，因為牽涉到人物後續的作為與衝突。但對我而言，這個關鍵卻是一個敗筆。
更扯的還在這裡。教官居然膽大包天，在「上課時間」廣播這些學生到教官室前集合。不知道這能代表多少人的經驗，但我的經驗是教官從來不在「上課時間」做出這麼無理取鬧的舉動；一旦這樣做，老師一定會抗議，因為這是在剝奪學生最基本的受教權。結果，我看到其他學生繼續聽老師講課，這些「主角們」被叫去罰站，站上空蕩蕩的長走廊。
我老了嗎？還是因為該片真能挑起某些青春的情愫而使人忘卻這些重大瑕疵？
兩個哥兒們相約城隍廟吃晚飯，因為那裡美眉多。因此，我期待能透過他們的眼睛，去看看有多少美眉。結果，廟前老街的美眉並不比他們兩人更多，被他們搭訕要電話的那位美眉，像是沒得選似的被挑中了。
一如學生包場的球場，該片主要問題便在於無法營造真實感的場景，尤其是需要中大型場面的場景。量的匱乏及細節上的不足，真實感便建立不起來。
不過，當我看到片尾廖敏雄現身，還是有不小的驚喜。這樣的安排留下想像的空間，輕輕地帶出哥兒們情誼的長存，如同這位永遠的棒球王子，在球團式微的職棒中依然穿著制服，孤獨地揮棒，精神永駐。
「輕輕地」帶出，是該片的一大特色。還好只是「輕輕地」，否則如果再下太多重拍，情緒濫灑濫放，該片會變成災難。這點取捨還是值得肯定的。
其他的諸如選角的粗糙、人物的扁平、調度的失控，不勝枚舉，暫先不說了。
附帶一提，片尾字幕播放的是張雨生的〈我期待〉。這首歌聽過很多人唱過，還是張雨生唱得最好。
好聽到想罵髒話。
該片確實運用一些靈巧的小事與物件，鋪排七位高中哥兒們的友情和兩位女生對他們的愛情，也用了很聰明的方法——廖敏雄時代的職棒興衰和新聞主播相關的涉賭報導——建立1997年的時代感，但我實在無法苟同幾個我認為有些誇張的瑕疵。
一開場是七位好哥兒們一起坐在棒球場為時報鷹加油。放眼整個場景，我還以為是「學生包場」，臨時演員清一色是學生面孔的年輕人令我錯愕。我看過很多棒球賽，的確球場裡是年輕人佔了多數，但請注意，是多數而不是全部。
接下來更錯愕了。他們因為不滿一個判決而丟食物下場，引發現場球迷紛紛將手裡能丟的往球場丟，最後他們還丟了鞋什麼的，這件事引發校方關注，他們因此被記了過。
我覺得這段情節實在是荒唐極了。就算是穿制服去看球，就算是丟東西進球場，自從有棒球賽開打以來，我還沒聽說過有哪個單位（校方也好、球場管理者也罷）會小題大作到這種程度，會去告狀、進而處分這些個按耐不住情緒的學生球迷——尤其他們還是職棒的票房主力。大事化小都來不及了，息事寧人都來不及了，怎麼會無知到去告發而學生還因此受處分？如果真有這種事，早鬧上頭條了，不是嗎？
結果，學校教官處理此事，在人情上居然涼薄至此，一點也不體諒那是身為球迷的一時衝動，彷彿是會損及多大校譽似的而對學生記過懲罰。這個「記過懲罰」是很關鍵的事件，因為牽涉到人物後續的作為與衝突。但對我而言，這個關鍵卻是一個敗筆。
更扯的還在這裡。教官居然膽大包天，在「上課時間」廣播這些學生到教官室前集合。不知道這能代表多少人的經驗，但我的經驗是教官從來不在「上課時間」做出這麼無理取鬧的舉動；一旦這樣做，老師一定會抗議，因為這是在剝奪學生最基本的受教權。結果，我看到其他學生繼續聽老師講課，這些「主角們」被叫去罰站，站上空蕩蕩的長走廊。
我老了嗎？還是因為該片真能挑起某些青春的情愫而使人忘卻這些重大瑕疵？
兩個哥兒們相約城隍廟吃晚飯，因為那裡美眉多。因此，我期待能透過他們的眼睛，去看看有多少美眉。結果，廟前老街的美眉並不比他們兩人更多，被他們搭訕要電話的那位美眉，像是沒得選似的被挑中了。
一如學生包場的球場，該片主要問題便在於無法營造真實感的場景，尤其是需要中大型場面的場景。量的匱乏及細節上的不足，真實感便建立不起來。
不過，當我看到片尾廖敏雄現身，還是有不小的驚喜。這樣的安排留下想像的空間，輕輕地帶出哥兒們情誼的長存，如同這位永遠的棒球王子，在球團式微的職棒中依然穿著制服，孤獨地揮棒，精神永駐。
「輕輕地」帶出，是該片的一大特色。還好只是「輕輕地」，否則如果再下太多重拍，情緒濫灑濫放，該片會變成災難。這點取捨還是值得肯定的。
其他的諸如選角的粗糙、人物的扁平、調度的失控，不勝枚舉，暫先不說了。
附帶一提，片尾字幕播放的是張雨生的〈我期待〉。這首歌聽過很多人唱過，還是張雨生唱得最好。
好聽到想罵髒話。
2009年3月16日
2009年3月12日
體育也是
中華隊經典賽輸球，我特別注意各方如何檢討政府。大家都說政府要幫，政府要管，但政府如何管如何幫，既無共識也不具體。
這必須回到我先前的提問，挽救電影也好，振興體育也罷，我們究竟期待的是大政府，還是小政府？
顯然，政府要管要幫這個普遍的共識，隱含著各方對於大政府的期待。但，除非我們的政府能大到像中國大陸那樣包山包海，不然的話，問題依舊。
或者，走美國的路線，政府盡量作小，由民間企業和球團主導一切。我想，美國政府從來不會因為國家棒球隊輸了幾場國際賽而要出手去管棒球幫棒球，因為棒球界有棒球界的遊戲規則，如同NBA，產業各有各的運作機制，政府不必管，除非涉及公權力的行使而不得不出面。
最怕就是政府不大不小，既想幫又不好好幫，想管又不徹底管，變成鄉愿，變成四不像。
如果不從這個治本的角度出發，去釐清政府的角色並選定一個路線，那麼所有的檢討和作為，到頭來只是在浪費時間而已。
這必須回到我先前的提問，挽救電影也好，振興體育也罷，我們究竟期待的是大政府，還是小政府？
顯然，政府要管要幫這個普遍的共識，隱含著各方對於大政府的期待。但，除非我們的政府能大到像中國大陸那樣包山包海，不然的話，問題依舊。
或者，走美國的路線，政府盡量作小，由民間企業和球團主導一切。我想，美國政府從來不會因為國家棒球隊輸了幾場國際賽而要出手去管棒球幫棒球，因為棒球界有棒球界的遊戲規則，如同NBA，產業各有各的運作機制，政府不必管，除非涉及公權力的行使而不得不出面。
最怕就是政府不大不小，既想幫又不好好幫，想管又不徹底管，變成鄉愿，變成四不像。
如果不從這個治本的角度出發，去釐清政府的角色並選定一個路線，那麼所有的檢討和作為，到頭來只是在浪費時間而已。
2009年3月9日
2009年3月5日
文創圓桌論壇開場會議
以下是「文創圓桌論壇開場會議」林懷民的觀點：
「……我們有敢死隊的個體戶，沒有產業。也就是說，當楊德昌走了，這個角色就是沒有了，有一天侯孝賢退休了，就是沒有了；沒有台灣電影這件事情，我從來都不相信有台灣電影這件事情，有《海角七號》並不代表任何事情，政府這麼多年來只是不斷在收割這些東西、宣傳這些東西，往自己臉上貼金，可是下面是空的。」
林懷民的意思是，台灣電影沒有產業，只有敢死隊一般的個體戶。個體戶各自去拼，拼輸了就算了，拼贏了頂多是《海角七號》，但「有《海角七號》並不代表任何事情」，因為台灣電影環境依然是要人沒人，要錢沒錢，而政府則是大小眼，你拼贏了我便來沾光，讚你是台灣之光；你拼輸了我便躲得老遠，袖手旁觀。政府是無能的，更是勢利的。
這確實是不爭的事實。
但，追根究底下去，這會扯出一個很根本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究竟期待一個怎樣的政府？我們希望的是一個包山包海的大政府，還是盡量放手的小政府。
如果你覺得要錢要人，非政府出面解決不可，那麼便主張將現有政府的功能擴張，朝大政府的方向走；如果你一方面希望政府做事愈少愈好，又渴望政府為你搞錢找人，讓你得以有充沛的資金與足夠的人力，那便是天真，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現行的電影輔導金制度便是這個問題：政府的角色既大又小。政府一方面給錢，一方面又給的不夠，剩下的還是需要自己去籌錢。政府想小，但怕被說成不重視不管事；想大，又大得綁手綁腳，施展不開。想大又想小的結果便是不大不小，忽大忽小，權力既不完全下放也不完全集中，變成每年時間一到便來分豬肉的鄉愿政府。
針對電影，政府的角色必須去二選一。如果我是小政府，我便完全撤退，去鼓勵民間挹注電影資金與人力，電影成敗皆與我無關；如果我是大政府，我便完全參與，包山包海，支援個體戶能活下去，不讓個體戶變成敢死隊。
如果政府不做選擇，便只能繼續這樣鄉愿下去，永遠解決不了問題。選擇永遠是痛苦的，但是，選擇是必須的。
「……我們有敢死隊的個體戶，沒有產業。也就是說，當楊德昌走了，這個角色就是沒有了，有一天侯孝賢退休了，就是沒有了；沒有台灣電影這件事情，我從來都不相信有台灣電影這件事情，有《海角七號》並不代表任何事情，政府這麼多年來只是不斷在收割這些東西、宣傳這些東西，往自己臉上貼金，可是下面是空的。」
林懷民的意思是，台灣電影沒有產業，只有敢死隊一般的個體戶。個體戶各自去拼，拼輸了就算了，拼贏了頂多是《海角七號》，但「有《海角七號》並不代表任何事情」，因為台灣電影環境依然是要人沒人，要錢沒錢，而政府則是大小眼，你拼贏了我便來沾光，讚你是台灣之光；你拼輸了我便躲得老遠，袖手旁觀。政府是無能的，更是勢利的。
這確實是不爭的事實。
但，追根究底下去，這會扯出一個很根本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究竟期待一個怎樣的政府？我們希望的是一個包山包海的大政府，還是盡量放手的小政府。
如果你覺得要錢要人，非政府出面解決不可，那麼便主張將現有政府的功能擴張，朝大政府的方向走；如果你一方面希望政府做事愈少愈好，又渴望政府為你搞錢找人，讓你得以有充沛的資金與足夠的人力，那便是天真，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現行的電影輔導金制度便是這個問題：政府的角色既大又小。政府一方面給錢，一方面又給的不夠，剩下的還是需要自己去籌錢。政府想小，但怕被說成不重視不管事；想大，又大得綁手綁腳，施展不開。想大又想小的結果便是不大不小，忽大忽小，權力既不完全下放也不完全集中，變成每年時間一到便來分豬肉的鄉愿政府。
針對電影，政府的角色必須去二選一。如果我是小政府，我便完全撤退，去鼓勵民間挹注電影資金與人力，電影成敗皆與我無關；如果我是大政府，我便完全參與，包山包海，支援個體戶能活下去，不讓個體戶變成敢死隊。
如果政府不做選擇，便只能繼續這樣鄉愿下去，永遠解決不了問題。選擇永遠是痛苦的，但是，選擇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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