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思考

翻開星期天的聯合報，有金馬獎評審過程的大篇幅報導，其中有一段是新演員獎項，格外吸引我注意。

角逐新演員獎的有四位，最後得獎的是演出創作短片「跳格子」的男演員，堪稱「爆冷門」；另三位入圍者「國寶」茂伯、田中千繪、冏男孩則中箭落馬。

評審給獎或不給獎，總有一套說詞。當被問及田中千繪何以落馬，評審的說詞之一是：「日本評審大久保賢不認同田中千繪的演出，覺得日本女性絕不像她在片中那樣張牙舞爪，如果有某種程度的溫柔會更棒。」

這段說詞牽涉一個老問題，那就是身為觀眾，我們會如何看待電影裡——尤其是異國電影裡——的「自己人」。

顯然地，日本評審非常在乎田中千繪在〈海角七號〉這部台灣電影裡，會是怎樣的「自己人」，或者，她會是怎樣的日本女性。

美國好萊塢以冷戰為背景的電影，大多將蘇聯人拍成蠢蛋；以二次大戰為背景的，多半將德國人拍成壞蛋。俄國人、德國人無法認同那樣的電影，是人之常情，因為「自己人」絕不是那種敗類。

很久以前，我在電視上看到麥克道格拉斯和葛倫克蘿斯主演的「致命的吸引力」，有一幕是下大雨的街道上，麥克為葛倫撐傘，結果風一刮，傘當場吹折變形，淋得兩人一身狼狽。麥克聳了聳肩，無奈地笑一笑，向葛倫指著傘：「Made in Taiwan」。

之後，我沒看完就關電視了，到現在我只記得這一幕，其他全忘光了。我感覺「自己」被狠狠刮了一頓——雖然「自己人」根本沒有出現在電影裡。

可見，角色刻畫也好，隻言片語也罷，這種「自己人」情懷，總令看電影的觀眾不得不敏感。隨著跨國電影愈拍愈多，這種敏感的經驗相信也愈來愈多。

然而，如果以這種情懷做為評審的標準，那麼這種標準本身是可議也是可疑的。因為，即便是同一國的人，對於「自己人」的看法都未必一致，更遑論是不同國家的人。也就是說，十個台灣人，可能有十種「台灣人是什麼」的看法；十個日本人，可能有十種「日本人是什麼」的看法；十個台灣人＋十個日本人坐在一起探討「台灣人與日本人」時，三天三夜可能都沒有共識。

換言之，「日本女性不像那樣張牙舞爪的」一言，不足以成為評審的標準。如果有人跑來跟你說，他曾經見過像那樣張牙舞爪的日本女性，還彼此生活了一段時間，那麼，你要如何說服他呢？

其實，評審的標準很簡單：可不可能。重點並不在於日本女性像不像那樣張牙舞爪，而在於日本女性「可不可能」像那樣張牙舞爪。

換言之，田中千繪在〈海角七號〉演的日本女性，可不可能像那樣張牙舞爪？可能！因為，她演的是想將事情辦好又肩負極大工作壓力且感情無處宣洩的日本女性，這種角色可不可能像那樣張牙舞爪？可能！再者，全片的表演風格在導演的規劃下偏向誇張外放，她以此詮釋角色情緒，可不可能像那樣張牙舞爪？可能！

這就是影評或者劇評的標準：可能性。

古希臘戲劇裡有一齣著名的悲劇，伊底帕斯王。這個角色弒父娶母。請問，哪一個人的生活經驗裡有遇過、見過、聽過這種國王或者男人？難道便因而斷定這是齣爛戲嗎？但，如果以「可能性」來看這齣戲，一切都豁然開朗了，因為，伊底帕斯王在那種情境下的際遇，是「可能發生的」。

這便是電影和戲劇的前提：可能的真實；換言之，只要是「可能發生的」，故事就成立了。舉一反三，表演也是如此。

因此，電影裡的蘇聯人當然可以是蠢蛋——只要他「可能是」蠢蛋；德國人當然可以是壞蛋——只要他「可能是」壞蛋；爛傘當然可以是「Made in Taiwan」，只要這種說法「可能」契合角色的認知。好萊塢電影受批判之處，不應在於「扭曲了這些外國人」，而在於「對這些外國人始終提供某一種可能的形象」，當某一種的可能形象愈來愈多時，真正傷害並且毀掉的不是那些外國人，而是好萊塢本身的電影藝術。

因此，日籍評審的說詞，如果是出於一般觀眾，還算情有可原；但身為評審，顯然有失身份，更欠說服力。

我並不認為田中千繪應該得獎，但像這種沒有說服力的說詞，居然出自金馬獎，出自日籍評審，還被人拿來轉述，被記者報導，被讀者閱讀，可見金馬獎執委會在焦雄平的主持下墮落到什麼程度，連評審給個不得獎理由都能如此站不住腳，變成跛腳馬。

這是我對整起報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