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台灣應用劇場中心便著手規劃了今年的論壇小戲。當時和夥伴們聊到要做的題目時，有人想做「長照」，有人提勞工，而我則是選擇都更。定劇名的時候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當時這齣戲被暫定為《都更誰的家？》。過了一段時間，發現這劇名挺不賴的，那就別改了吧！於是《都更誰的家？》便拍板定案，成為今年八月中旬演出的劇名。
為什麼選都更？我的生活和都更並沒有直接關連，而對於都更的認識，多半看報或新聞得來，可謂一知半解。事情發生在某日黃昏，隔壁鄰居來按鈴。他說，最近台北市政府在鼓勵都更，只要我們動手讓老屋翻新，不但能獲得政府的獎勵，而且以目前房價節節高升的情況看來，將來我們翻新後的房子一定比現在更值錢。滔滔不絕的說完以後他問我：「難道你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嗎？」看我猛搖頭，他顯得難以置信。我問他：「如果像你說的拆掉重蓋，那我們要搬去哪住？」但他好像沒把這問題放在心上，神氣活現地答道：「頂多撐兩年，很快啦！」鄰居走後，我關上了門，感到有些不對勁，但說不上來。這次對談算是我的都更初體驗，但整件事並沒有繼續往下走，而這位鄰居的突發奇想，後來也沒有下文了。
不過，這次對談留給我很深的印象。或許是戲劇癖好使然，有時我會把生活中真實的人物給戲劇化，也就是將他視為某種劇中角色來理解。我推想，這個角色有都更的實際需求，例如，他看上了只升不跌的房價，他家裡有老人家而需要電梯以便上下樓，他嫌房子舊又不堪整修……等等。一番胡思亂想之後，或許又是戲劇癖好使然，我將視線對準自己。我發現，我和他這個角色，對於看待這棟公寓的方式，截然不同：我不會站在「經濟」的角度看房子，什麼保值啦、房價啦、地產啦、投資啦等等更是陌生，這或許是我從來不看《經濟日報》的原因。房子對我而言，就是住的地方。當我出門忙了一天，會想到它；在外地遠遊的時候，會想到它；生病，更會想到它；每天行程的終點，幾乎是它。我和它在情感上的連結是大於一切的。如果有人出很多很多錢要我賣，我會覺得有一塊是賣不掉的，就是它帶給我的記憶。記憶對一個人，尤其對我而言，是重要的。當我偶爾看見電視劇在玩「失憶」的橋段時，總感到全身不對勁；我很怕自己是那個失憶的角色，因為失憶彷彿和死了沒兩樣。
所有的都更新聞，除了鬧烘烘的對峙，鮮少看見住戶的故事。其實他們就像我和我的隔壁鄰居，對於房子是什麼、家是什麼，有不同的想法。我想，當初我會選擇都更作為論壇小戲的題目，很可能是那次對談激發了我對於房子、家，以及鄰居之間各持己見的好奇，而想進一步的探究並藉由做一齣戲表達出來。
這就是《都更誰的家？》最初的創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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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7日
2012年7月20日
《課堂》之外
三個角色。「不正常的」師生關係。荒誕無比的教學過程。離奇的謀殺事件。教授的女僕幫忙收屍。新學生前來上課而歷史重演。這就是《課堂》，一本看似超乎我們課堂經驗之外的《課堂》。
1951年《課堂》首演。擔任導演的Marcel Cuvelier同時飾演劇中的那位教授。有趣的是，導演這個職務，在權威上，似乎與教授有異曲同工之妙，都屬於「發號施令者」。不知當時Marcel Cuvelier自己跳下來演教授的時候，是否也感受到同樣的心情。
距離首演六十年後，最令人津津樂道的已不是首演本身，而是在六十年之後，《課堂》竟然還在上演。說到這，便不得不提到巴黎的雨榭劇場（Théâtre de la Huchette）。這個1948年開幕的雨榭劇場，於1952年由Marcel Pinard接手而成為劇場經營者；當時，Pinard的腦中浮現出一個又一個劇作家，其中包括了Ionesco。五年之後，Ionesco的《課堂》與他另一鉅作《禿頭女高音》（The Bald Soprano）成為劇場的定目劇，並從1957年至今，邁入了第五十五年。雨榭劇場也會上演第三個劇目，但除了第三個劇目會更換之外，《課堂》與《禿女》從不下檔，每年總會吸引世界各地的戲迷去朝聖，至今不輟。
Marcel Pinard在1975年去逝的時候，劇場一度面臨關閉的危機。所幸，兩齣定目劇的班底演員接手並組織劇團，才讓劇場繼續經營，繼續Ionesco，繼續「荒謬」下去。更「荒謬」的是，靠著這兩齣小戲（角色不多、場景不繁、演出時間一小時左右）而撐起一片天的雨榭劇場只有八十五席，稱呼其「雨榭小劇場」一點也不為過。但，這個小劇場卻在五十五年之間做了大事，讓劇作家的劇本，透過年復一年的搬演而流傳下來，成為經典。這份功勞絕非僅屬於Marcel Pinard，而與後來承接任務與使命的演員及其劇團，甚至與重視文藝的巴黎本身，皆息息相關。
一個八十五席的小劇場上演了定目劇，時間長達五十五年。這句話如果拿去給一心一意想拼「觀光定目劇」的文化部官員看，他們一定會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任務，甚至一般大眾也會認為這在台灣簡直是痴人說夢。我想，如果要使任務變得可能，痴人不再只是說夢而能有一絲絲築夢的機會，那麼，教育似乎是王道。換言之，當這個社會漸漸地透過教育，對於劇場、對於定目劇、對於二者加在一起的觀光性與商業性，有了不同的思考與觀念的轉變，在行動上便會有別於以往。看看雨榭劇場這五十五年以來的作為，不正是最好的例子嗎？
教育，教育。奇怪了，怎麼講到最後，又回到「課堂」了！
1951年《課堂》首演。擔任導演的Marcel Cuvelier同時飾演劇中的那位教授。有趣的是，導演這個職務，在權威上，似乎與教授有異曲同工之妙，都屬於「發號施令者」。不知當時Marcel Cuvelier自己跳下來演教授的時候，是否也感受到同樣的心情。
距離首演六十年後，最令人津津樂道的已不是首演本身，而是在六十年之後，《課堂》竟然還在上演。說到這，便不得不提到巴黎的雨榭劇場（Théâtre de la Huchette）。這個1948年開幕的雨榭劇場，於1952年由Marcel Pinard接手而成為劇場經營者；當時，Pinard的腦中浮現出一個又一個劇作家，其中包括了Ionesco。五年之後，Ionesco的《課堂》與他另一鉅作《禿頭女高音》（The Bald Soprano）成為劇場的定目劇，並從1957年至今，邁入了第五十五年。雨榭劇場也會上演第三個劇目，但除了第三個劇目會更換之外，《課堂》與《禿女》從不下檔，每年總會吸引世界各地的戲迷去朝聖，至今不輟。
Marcel Pinard在1975年去逝的時候，劇場一度面臨關閉的危機。所幸，兩齣定目劇的班底演員接手並組織劇團，才讓劇場繼續經營，繼續Ionesco，繼續「荒謬」下去。更「荒謬」的是，靠著這兩齣小戲（角色不多、場景不繁、演出時間一小時左右）而撐起一片天的雨榭劇場只有八十五席，稱呼其「雨榭小劇場」一點也不為過。但，這個小劇場卻在五十五年之間做了大事，讓劇作家的劇本，透過年復一年的搬演而流傳下來，成為經典。這份功勞絕非僅屬於Marcel Pinard，而與後來承接任務與使命的演員及其劇團，甚至與重視文藝的巴黎本身，皆息息相關。
一個八十五席的小劇場上演了定目劇，時間長達五十五年。這句話如果拿去給一心一意想拼「觀光定目劇」的文化部官員看，他們一定會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任務，甚至一般大眾也會認為這在台灣簡直是痴人說夢。我想，如果要使任務變得可能，痴人不再只是說夢而能有一絲絲築夢的機會，那麼，教育似乎是王道。換言之，當這個社會漸漸地透過教育，對於劇場、對於定目劇、對於二者加在一起的觀光性與商業性，有了不同的思考與觀念的轉變，在行動上便會有別於以往。看看雨榭劇場這五十五年以來的作為，不正是最好的例子嗎？
教育，教育。奇怪了，怎麼講到最後，又回到「課堂」了！
2012年7月13日
《課堂》（D）
接在數學課之後的是語言學。這時，師生的關係明顯有了轉變。原本問答式的教學，在上語言課的時候，變成了教授的獨角戲：教授說，學生聽；教授灌輸知識，學生成為失語的受教者。
教授滔滔不絕地講他的「語言學」；語言與口腔有關，可以想見這門學問從他張開的大嘴冒出來的樣子。教授說得口沫橫飛，學生只能乖乖聽講，不能插嘴、不能打斷，因為這門知識太專業了，專業到師生之間幾乎沒有對話的可能，教授只能單向地授業給學生。久而久之，教授也沉浸於或習慣於這樣的教學模式，使教育愈來愈僵化了。
學生出現一個反應：牙痛（這個疼痛的部位也與口腔有關）。痛，來自於受到衝擊，或者不適應，也是某種生理失調的訊息。當單向式的教學永無止盡的進行下去，學生的牙痛也沒有終止，一直鬧下去，像是在對施教者表達難以咀嚼，甚至帶有強大卻無言的抗議。面對學生這種突如其來又持續下去的牙痛，教授沒有停下來處理，也沒有放慢腳步先去理解學生的問題，而是漠視、喝斥、冷言冷語，繼續唱他的獨角戲。除此之外，教授似乎也感到牙痛隱含著學生的抗拒心理，更激化了教授想要施展權威的欲望，對於學生的抗拒來個「反抗拒」。教授的語言愈來愈多，嘴巴愈張愈大；「語言」已經不再是教學項目，而變成了迫使學生乖乖聽話的武器。然而，情況並沒有改善。學生除了牙，疼痛漸漸地蔓延到全身，因而使師生關係愈來愈緊繃與惡化，教授覺得他現在需要一把刀子才能解決問題了。
跳開劇本回到現實。請回想看看我們任一個階段的教育過程，上述的場景是否似曾相識？當然，老師不會砍我們一刀，但老師的語言、權威性的主宰、單向授課、掌控與維護秩序、對於學生的抵抗提出反制等等行為，卻如刀子一般尖銳。
但從另一角度看，老師也是某種程度的受害者。例如，當劇中的教授拿刀子殺了學生之後，他並不曉得自己鑄下大錯，直到學生死了他才清醒過來。他的舉動並非出自於生性愛作孽，而是只要一進入「語言學」便陷入了獨角戲式的權威，便使師生關係愈益變調、教學走向了扭曲與僵化，使他不得不揮舞著武器來掌控局面。換言之，他所參與的、所主導的、所深陷的教育環境，造就了他的瘋魔。
女僕是全劇唯一置身於教育之外的角色。她雖是教授之「僕」，卻是自己之「主」。她沒有進入教育體制，故能安然度日，從這個角度而言，她是強壯的。但，受僱於教授的她每次出事之後，總要幫忙收學生的屍，目睹教授一而再再而三的瘋魔卻無力制止，只能碎碎念，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她是軟弱的。
這就是《課堂》的人物：喜中帶悲，強中有軟；看似矛盾與荒唐，卻如此貼近眾生相（精確地說，是誇張化與極端化的眾生相）。人與人的互動有各種面向，其中一些面向造就了荒謬的情境，而正因為這些荒謬的情境，才能刻劃出人性的狂亂與嚴肅，喜鬧與悲涼。
教授滔滔不絕地講他的「語言學」；語言與口腔有關，可以想見這門學問從他張開的大嘴冒出來的樣子。教授說得口沫橫飛，學生只能乖乖聽講，不能插嘴、不能打斷，因為這門知識太專業了，專業到師生之間幾乎沒有對話的可能，教授只能單向地授業給學生。久而久之，教授也沉浸於或習慣於這樣的教學模式，使教育愈來愈僵化了。
學生出現一個反應：牙痛（這個疼痛的部位也與口腔有關）。痛，來自於受到衝擊，或者不適應，也是某種生理失調的訊息。當單向式的教學永無止盡的進行下去，學生的牙痛也沒有終止，一直鬧下去，像是在對施教者表達難以咀嚼，甚至帶有強大卻無言的抗議。面對學生這種突如其來又持續下去的牙痛，教授沒有停下來處理，也沒有放慢腳步先去理解學生的問題，而是漠視、喝斥、冷言冷語，繼續唱他的獨角戲。除此之外，教授似乎也感到牙痛隱含著學生的抗拒心理，更激化了教授想要施展權威的欲望，對於學生的抗拒來個「反抗拒」。教授的語言愈來愈多，嘴巴愈張愈大；「語言」已經不再是教學項目，而變成了迫使學生乖乖聽話的武器。然而，情況並沒有改善。學生除了牙，疼痛漸漸地蔓延到全身，因而使師生關係愈來愈緊繃與惡化，教授覺得他現在需要一把刀子才能解決問題了。
跳開劇本回到現實。請回想看看我們任一個階段的教育過程，上述的場景是否似曾相識？當然，老師不會砍我們一刀，但老師的語言、權威性的主宰、單向授課、掌控與維護秩序、對於學生的抵抗提出反制等等行為，卻如刀子一般尖銳。
但從另一角度看，老師也是某種程度的受害者。例如，當劇中的教授拿刀子殺了學生之後，他並不曉得自己鑄下大錯，直到學生死了他才清醒過來。他的舉動並非出自於生性愛作孽，而是只要一進入「語言學」便陷入了獨角戲式的權威，便使師生關係愈益變調、教學走向了扭曲與僵化，使他不得不揮舞著武器來掌控局面。換言之，他所參與的、所主導的、所深陷的教育環境，造就了他的瘋魔。
女僕是全劇唯一置身於教育之外的角色。她雖是教授之「僕」，卻是自己之「主」。她沒有進入教育體制，故能安然度日，從這個角度而言，她是強壯的。但，受僱於教授的她每次出事之後，總要幫忙收學生的屍，目睹教授一而再再而三的瘋魔卻無力制止，只能碎碎念，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她是軟弱的。
這就是《課堂》的人物：喜中帶悲，強中有軟；看似矛盾與荒唐，卻如此貼近眾生相（精確地說，是誇張化與極端化的眾生相）。人與人的互動有各種面向，其中一些面向造就了荒謬的情境，而正因為這些荒謬的情境，才能刻劃出人性的狂亂與嚴肅，喜鬧與悲涼。
2012年7月6日
《課堂》（C）
這個加法很厲害的學生不會減法，她不知道四減三等於多少。教授起初很有耐心的引導她，問她「哪一個比較大？三還是四？」：
學生：呃……三還是四？哪一個比較大？是三比較大還是四比較大？從那一個定義來看？
教授：有些數字比較小，有些比較大。比較大的數字包含了比較多的單位……
學生：……比小的數字多？
教授：除非這個小的數字裡，包含了很多更小的單位。它就有可能比一個大的數字裡有更多的單位……當然也要看其它那些單位有多大……
學生：所以，小的數字也可能比大的數字大？
教授：別管這些。已經扯太遠了：你只要曉得這些問題不止是包含數字而已……算大小還牽涉到一堆單位，比如說一包李子、一排卡車、一群鵝、一把種子，例子太多了。簡而言之，我們只要假設，以同樣單位的數字為前提，包含越多單位的數字就越大。
學生：包含越多單位的數字就越大？……
這段對話可以看出，這名「笨」學生有不笨的一面。她不知道四減三的答案是一，但她能從教授的引導中獲得新發現：「小的數字也可能比大的數字大？」（如果數字的單位不同的話，那麼三頭牛比四張面紙來得「大」！）所以，學生的提問反將了教授一軍，四減三等於多少應先確立四和三的數字單位是一致的，也使得教授不得不據以回應：「簡而言之，我們只要假設，以同樣單位的數字為前提，包含越多單位的數字就越大。」
這名不懂四減三等於多少的學生能夠如此提問並與教授一來一往，證明了她有她的資質。回頭想想，我們能輕易說出「正確答案」是「一」並取笑她連這麼簡單的問題都回答不出來，是否欠缺了某種思考過程─儘管我們認為這種題目連想都不必想？
可見，笨的人（如這名學生）有聰明的一面，而聰明人（一如我們）從某個意義上而言，並不那樣聰明。
經過一連串的引導失敗之後，教授放棄了教她減法：
教授：聽我說，小姐，如果你連這些原理、這個基本的算術都沒辦法真正了解，你永遠也不可能做好一個工專畢業生的工作。更別說到工專去教一門課了……連幼稚園大班也不能教。我知道這個問題不容易，非常、非常抽象……顯然是……可是除非你能了解這些基本元素，否則你怎麼能夠勝任一個即使是普通工程師都至少要會的心算工作─比如說，三十七億五千五百九十九萬八千兩百五十一乘以五十一億六千兩百三十萬三千五百零八？
學生：（立即答出）等於一千九百三十九萬零二兆八千四百四十二億一千九百零一萬八千五百零八……
教授：（驚訝地）不對。我想不對。應該是一千九百三十九萬零二兆八千四百四十二億一千九百零一萬八千五百零九……
學生：……不對……是五百零八……
教授：（更驚訝，心算）沒錯……你是對的……結果是……（他困惑地呢喃）百萬兆……千兆……兆……十億……百萬……（清晰地）一萬八千五百零八……（呆了）你是怎麼知道的？你連算術最根本的原理都不懂。
學生：很簡單。既然我的理解能力比較差，我乾脆把所有乘法的答案都背了下來。
至此，我們對於女學生的「笨」，有了另一番理解：原來她有博士級的數學能力！只要我們回顧我們的國中、高中時代，我們便能對這種「將不會的習題乾脆把答案背下來」的情況感同身受。我記得當時的我也是這般，將某些很困難而又必考的數學題（連同答案）一塊背下來，卻一點也不懂它運算的基本定理。
於是，我們可能都遇過類似的情況：簡單的習題不見得會，艱深的題目硬是了得；換言之，與這名女學生的相似度極高。我不知道究竟這是個人出了問題，還是教育體制出了問題。背，才有競爭力，才能「背多分」。這種情況可笑嗎？可笑！嚴肅嗎？嚴肅！荒謬嗎？荒謬！
偏偏，這種荒謬就是真實！而Ionesco便把荒謬的真實（或者真實的荒謬），透過既笨又不太笨的人物，寫成了一場好戲。
學生：呃……三還是四？哪一個比較大？是三比較大還是四比較大？從那一個定義來看？
教授：有些數字比較小，有些比較大。比較大的數字包含了比較多的單位……
學生：……比小的數字多？
教授：除非這個小的數字裡，包含了很多更小的單位。它就有可能比一個大的數字裡有更多的單位……當然也要看其它那些單位有多大……
學生：所以，小的數字也可能比大的數字大？
教授：別管這些。已經扯太遠了：你只要曉得這些問題不止是包含數字而已……算大小還牽涉到一堆單位，比如說一包李子、一排卡車、一群鵝、一把種子，例子太多了。簡而言之，我們只要假設，以同樣單位的數字為前提，包含越多單位的數字就越大。
學生：包含越多單位的數字就越大？……
（Eugene Ionesco原著，鴻鴻翻譯。頁22-23）
這段對話可以看出，這名「笨」學生有不笨的一面。她不知道四減三的答案是一，但她能從教授的引導中獲得新發現：「小的數字也可能比大的數字大？」（如果數字的單位不同的話，那麼三頭牛比四張面紙來得「大」！）所以，學生的提問反將了教授一軍，四減三等於多少應先確立四和三的數字單位是一致的，也使得教授不得不據以回應：「簡而言之，我們只要假設，以同樣單位的數字為前提，包含越多單位的數字就越大。」
這名不懂四減三等於多少的學生能夠如此提問並與教授一來一往，證明了她有她的資質。回頭想想，我們能輕易說出「正確答案」是「一」並取笑她連這麼簡單的問題都回答不出來，是否欠缺了某種思考過程─儘管我們認為這種題目連想都不必想？
可見，笨的人（如這名學生）有聰明的一面，而聰明人（一如我們）從某個意義上而言，並不那樣聰明。
經過一連串的引導失敗之後，教授放棄了教她減法：
教授：聽我說，小姐，如果你連這些原理、這個基本的算術都沒辦法真正了解，你永遠也不可能做好一個工專畢業生的工作。更別說到工專去教一門課了……連幼稚園大班也不能教。我知道這個問題不容易，非常、非常抽象……顯然是……可是除非你能了解這些基本元素，否則你怎麼能夠勝任一個即使是普通工程師都至少要會的心算工作─比如說，三十七億五千五百九十九萬八千兩百五十一乘以五十一億六千兩百三十萬三千五百零八？
學生：（立即答出）等於一千九百三十九萬零二兆八千四百四十二億一千九百零一萬八千五百零八……
教授：（驚訝地）不對。我想不對。應該是一千九百三十九萬零二兆八千四百四十二億一千九百零一萬八千五百零九……
學生：……不對……是五百零八……
教授：（更驚訝，心算）沒錯……你是對的……結果是……（他困惑地呢喃）百萬兆……千兆……兆……十億……百萬……（清晰地）一萬八千五百零八……（呆了）你是怎麼知道的？你連算術最根本的原理都不懂。
學生：很簡單。既然我的理解能力比較差，我乾脆把所有乘法的答案都背了下來。
（頁33-35）
至此，我們對於女學生的「笨」，有了另一番理解：原來她有博士級的數學能力！只要我們回顧我們的國中、高中時代，我們便能對這種「將不會的習題乾脆把答案背下來」的情況感同身受。我記得當時的我也是這般，將某些很困難而又必考的數學題（連同答案）一塊背下來，卻一點也不懂它運算的基本定理。
於是，我們可能都遇過類似的情況：簡單的習題不見得會，艱深的題目硬是了得；換言之，與這名女學生的相似度極高。我不知道究竟這是個人出了問題，還是教育體制出了問題。背，才有競爭力，才能「背多分」。這種情況可笑嗎？可笑！嚴肅嗎？嚴肅！荒謬嗎？荒謬！
偏偏，這種荒謬就是真實！而Ionesco便把荒謬的真實（或者真實的荒謬），透過既笨又不太笨的人物，寫成了一場好戲。